童年的回忆总是那么难忘……孙晓芬

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（下图），就仿佛回到遥远的儿童时代……我又变成了那个天真懵懂的小姑娘，一声“爸爸”叫得那么亲热，捧着他的脸亲了又亲，搂着他的脖颈不愿松开，似乎他刚才还陪在身边，可再回头时却消失不见。

作为军人的孩子，特别是驻守在雪域高原——西藏军区边防军人的孩子，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，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。

我出生不到四十天就被送进西藏军区安仁保育院，由奶妈带养，直到三岁多才第一次见到母亲。老师告诉我，你妈妈来看你了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我不认识她，问她，阿姨，你带我去哪里？这句话让母亲很伤感，以至于几十年来每每提及此事，都让她不能释怀。

保育院的孩子依年龄分大、中、小、婴班。在婴班期间由奶妈哺养。虽然三岁前没有见过他们，甚至连他们的模样都不曾记得，可我在保育院温暖的大家庭里，一天天长大，从未缺少过关爱。每天跟随初升的太阳起床，伴着天边晚霞与小朋友手牵手散步，按时吃饭睡觉、上课玩游戏。穿着统一的着装，冬天棉衣棉鞋，夏天裙子短袖，定期洗澡换衣检查身体。养成了讲卫生、爱劳动、懂礼貌、不浪费一粒粮食的好习惯。春来秋去，在“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”的歌曲中，在丢手绢的游戏中，在小红帽、神笔马良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童话故事中，知道了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蛋，有英雄也有叛徒。懂得了许多道理，幸福生活是解放军叔叔保卫祖国，负重前行换来的；社会主义好，反动派被打倒，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；懂得了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，唱歌要唱跃进歌，听话要听党的话”。

常有小伙伴的爸爸妈妈从西藏回内地出差或休假，到保育院来看望久未见面的孩子，我们就会围绕着他们叫叔叔阿姨，还常常分享他们带来的糖果、点心、水果等。吃着这些糖果也让我想念爸爸妈妈，想什么时候他们能来看我呀？记忆最深的是爸爸终于来看我和姐姐了，可把我们高兴坏了，可是好景不长，几天后他把我们送回保育院，我舍不得他走，一路上哭哭啼啼，远远看见老师来接我回班上，眼泪喷涌而出，一把抱住爸爸的腿不放他走，老师想把我扯开，我越是紧紧抱着不放。爸爸和老师讲了很多道理，就如对牛弹琴一句也听不进，不知折腾了多久，最后还是被老师拖走，泪眼婆娑地回到班里。

童年是爱做梦的年龄，常常是白日做梦，黄梁再现。梦想有一个宝葫芦，想吃什么糖就有什么糖；梦想有很多好看的新衣，想穿哪件就换那件；梦想有个漂亮的布娃娃，每天放在枕边陪我入睡；梦想快快长大，自由自在，绝不受治于老师。至今我仍记得，看见别人穿红毛衣，我羡慕极了！晚上梦见妈妈给我也买了件红毛衣，高兴得从梦中惊醒，翻身起床就找，怎么也找不到，着急地去问老师，老师说，你妈妈没来呀，你是做梦吧！美梦就这样破碎了！我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。

童年最爱听故事，不管什么故事百听不厌。故事常常这样开头：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……，或很穷很穷的老爷爷……，很善良很勇敢的骑士……，要不就是很丑陋很黑心的地主婆、狼外婆、熊家婆…。总之，故事结尾都是好人打败坏人，美丽战胜丑恶，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童年也最爱讲故事，常常自寻欢乐，讲自认为好听的故事：馋鬼偷吃呀，黄可儿吃汤圆哏死了呀，放屁大王把别人熏死呀，妖魔鬼怪呼风唤雨呀。有一次刚听了“厕所惊现红草纸、绿草纸”的故事后，吓得毛骨悚然，半夜不敢上厕所，不得已把睡在旁边的同学叫醒，陪伴去厕所，有时还会全寝室一起浩浩荡荡集体去上厕所。

如今再也难得见到孩子们玩我们孩提时代的游戏：老鹰捉小鸡、丢手绢、翻线线、跳房、跳绳、跳皮筋儿、躲猫猫、办姑姑筵，打沙包、打游击、滚铁环….校外教育取代了课外活动，电脑游戏、奥特曼、哈里波特成了他们追求和向往的世界。我们儿时田园般的生活也永远消失了。

1959年初春，告别保育院，与一起生活了六年多的全班小朋友，来到成都茶店子西藏军区八一小学。校园里，老师、职工、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操着各自的口音，混合成特有的校园语言。除了课堂教学老师，日常起居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管理。我们穿着同样的衣服，睡着同样的被褥，吃同样的饭菜。

最记得的是赶大车的李大叔和学校门卫武大爷，他们永远是那么勤勤恳恳、和蔼可亲！无论天寒地冻还是烈日炎炎，李大叔赶着马车为全校师生采购物资，长鞭那个一甩，驾！马蹄飞奔出了校门，常常望着绝尘离去的马车，心儿也跟着飞向远方。成天关在校园里的我，对外面的世界有太多的向往。

四年级时，父母调回成都，每周六成了盼望的日子，川办的班车接送成都有家的同学回家。父母常因工作忙就不让我们回去，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，排在回家的队伍中等待老师念名字，结果到最后也没听见自己的名字，知道回家的事黄了，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，拉着妹妹到校门口，想找一辆三轮车坐上回家。被门卫武大爷拦住，于是就骗他说，妈妈忘了给我们登记名字，求他帮忙。武大爷马上就识破了我的谎话，他不但不批评不揭穿，还慈祥地微笑着安慰我们，从抽屉里拿出糖和花生让我们吃，说吃块糖就不想家了。终于有一次，武大爷经不住我们的眼泪和求求声，心一软，在校门外帮我们叫了辆三轮车回家，没想到一到家就被妈妈狠批一顿：那么多同学的爸爸妈妈在前方都回不了家，你们经常回家还不知足！从那之后再也不敢犯这种错误了。

由于成天在校园内，与外界隔离，既无社会经验，也无生活常识。以至于文革停课待在家开始学做家务活，煮米饭不知道要加水，蒜苗和葱分辩不清，买回的肉不是槽头肉就是老母猪肉，干了好多笨事。就连骂人也只会那么几个词，“大坏蛋”！“不要脸”！“该背死”！再狠毒一点就是那么几句顺口溜，“羞羞不要脸，七个鼻子八个脸，再加一个锅巴脸”！“不听，不听，狗儿念经，念给你妈听”！“洋盘货、一分钱一个，有钱不买洋盘货”！直到上了中学与当地同学在一起，才知道四川话骂人是那么形象生动、尖酸刻薄！

那时上学没有现在孩子的压力，没人要求你背唐诗宋词，学外语学奥数。虽然业余生活并不丰富，但却真正享受到了儿童时代阳光灿烂的日子。最爱读童话故事书，常被书中轻松有趣的故事所吸引，《宝葫芦的秘密》中王保作梦的故事，梦醒后懂得了一个道理：天上不可能掉馅饼，只有自己靠自己。后来又读了《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》，打开了我们幻想的翅膀，进入了神奇的世界，印象最深的是气垫船、无土栽培、无人驾驶汽车。那时无限向往二十一世纪，认为这一切离我们是那么遥远，真恨自己太早来到这个世界！弹指挥间，二十一世纪早已到来，书中预言的很多事情现在都已实现了：手机、空调、卫星电视，人类登上月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航天员在太空中生活半年平安返回地球。

那时“中国少年报”、“少年文艺”、“儿童文学”、“红领巾”等读物充实了我们的课余生活，从这些书中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，了解千姿百态的大千世界。聪明热心的小虎子、和蔼可亲的知心姐姐形象深深印入脑海。每周四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，因为川办放映队定期来为全校师生放电影，看电影成了那时我们最奢侈的精神享受，我们几乎看完了那个年代的所有国产电影和苏联电影，因而也培养了我一生的兴趣爱好，即便现在票价节节攀升，我仍是淘票票的忠实铁粉。

从电影中，知道了苏联十月革命、列宁、斯大林、忠诚卫士瓦西里。知道了江姐、许云峰、双枪老太婆，叛徒浦志高。懂得了为什么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，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道理。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《鸡毛信》《小兵张嘎》中海娃、嘎子抗战小英雄的故事感染着我的同时也庆幸自己生逢盛世。一个电影可以翻来复去看很多遍，仍兴趣盎然。就连正演前面的加演也愿意看，有时电影卡片了，要倒带重新放映，大家不但不扫兴反而还高兴地鼓掌喝彩，好像占了好大便宜似的。《红孩子》《党的女儿》《英雄虎胆》《上甘岭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在烈火中永生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英雄儿女》《独立大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日》等电影培养了我们这代人的英雄情结，电影主角成了我们心中最喜爱的明星。那时心中的梦想就是将来要当解放军，当英雄。不记得看过多少遍“老三战”电影：地道战、地雷战、南征北战。电影中人物性格和经典台词常挂嘴边，电影里的故事深入人心，常常开口就是“不要怕打碎坛坛罐罐”，闭口来句“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呀！尤其是男生，喜欢模仿偷地雷的奸细在头上系个毛巾，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，慌不择路地叫喊着：粑粑雷。

记不清有多少次，回忆起小学时种种趣事、糗事和恶作剧，那些已经成为时光流逝中不复留存的眷恋。每晚熄灯铃响关灯后，寑室里的夜生活就开始了，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神吹瞎侃，有的过家家。常在忘乎所以时，老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门口，运气好时逃过惩罚，运气不好时被抓个现行，站在走廊上罚站，讲道理。如果你对嘴，老师的二指禅毫不留情地点中你脑门、让你后脑勺碰到墙上，痛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夏天还好，冬天冷得哆嗦，直接低头认罪，尽快回到温暖的被窝。

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调皮捣蛋的同学想出新招，在虚掩的门上放一扫把，老师一推门扫把掉下来就正打着脑袋。不过，这只能开心一时，恶作剧换来的常是更严厉的惩罚。还有新玩法，夏天挂蚊帐，两个床一并把蚊帐围成一小屋，将晚饭偷偷剩下的饭菜用纸包好摆在被子上，围坐在被子四周，办姑姑筵。正玩得开心，老师来了，早已选好逃跑路线的各位，熟练的钻到床下，几个打滚就回到了自己床边，动作慢的被老师逮个正着，又得出去罚站，讲道理。最终结果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因此那时我有个强烈的愿望，长大后一定要当老师，好好体会一下师道尊严，让我的学生也尝尝指点迷津（戳脑门）的滋味。

说到愿望，还记得有次作文题目是“我的理想”，那是第一次思考“理想是什么？将来长大了想做什么。哦、当然是医生！至于作文写了什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，可当医生的想法在心间萌发，缘于我妈妈是医生，曾看见她给病人看病，用听诊器在患者胸前听听，用手在肚子上摁摁，朝人家嘴里看看，就能诊断个八九不离十。那时候感觉医生好神奇，后来才知道这些神奇背后是医学知识的学习和实践经验的累积。再后来听爸爸说，妈妈在战场救治的伤员郭伯伯，专程来看望并感谢她的救命之恩，更坚定了我对白衣天使的向往。

直到上了中学，骨子里还保留着“八一范儿”，言行举止似乎与地方同学格格不入。他们常学我们说话，尤其课堂值日和用普通话朗读课文时，更被视为异类。但也得到教语文的贺老师青睐，只要读课文，他就会点名让秋梅（八一校同学）朗读课文，常让我写班级小报。学校组织去郊区劳动一周，很多同学想家，哭鼻子，嫌脏怕累。但对从小就远离父母过集体生活的我们来说，既没感觉到脏和累，更不曾想过爸爸妈妈。劳动结束，班主任余老师点名将我评为劳动先进，让我诧异不已！如今想起来，其实我只是本色出演，因为从小我们就懂得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那是我们的父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就树立了不怕脏，不怕累，劳动最光荣的理念和诚实，勇敢，艰苦朴素的作风。记得同寝室的几个高中同学对我俩的评价是：单纯，老实，懂礼貌，没有干部子弟的骄娇二气。那时听到这个评价，心里很不爽，单纯就算了吧，还要加个老实，那不就是傻的代名词吗？特别是最后一句评价，才使我明白：原来我们是他们眼中的干部子弟！我感觉自己似乎与他们是有些什么不同，至于不同在哪里，那时年少无知，说不上来。慢慢我知道这与我们一直圈养在与外界隔绝的成长环境，接受着正统的教育，没有阶层意识，不懂得攀比，更没有优越感，少有沾染社会上的坏习惯有关。当然，在中学校园里，与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在一起，学到了许多生活常识和社会知识。

初中还没毕业，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全国，中学时代戛然而止，随着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，我们那一届成了那个年代近500万知青中最徒有虚名的知识青年，奔向了“广阔天地”……

（注：本文中插图均由作者提供）

作者简介：

孙晓芬1969年3月入伍，总后渝办三二四医院卫生兵、1971年—1974年就读于第七军医大学医疗系。曾服务于成都军区后勤军事医学研究所（现，西部战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，历任研究实习员、助理研究员、副研究员、副主任医师等。目前已退休。

作者：孙晓芬